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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语言的毒瘾 |
前些时我看了电视上的一个科普节目，一位院士只用几句话，就让我明白了我一直搞不清的毒品的机理：毒品的成分是吗啡，吗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，它是药，能止痛，也能给人快感。人体自身会生产内源性吗啡，一是使饮食男女产生快乐，二是在人病痛时止痛。但有人为寻求额外的快乐，去吸食额外的吗啡，而人体为了平衡吗啡量，不但不再生产吗啡，反而生产“抗吗啡”。因此即使那人后来想不吸了，但时刻一到，抗吗啡达到一定量，就疼的他不想活，于是他只能再补充吗啡，并且还得递增，直到中毒死亡。原本是为了增加一些快乐，失去了控制，就掉进了魔窑。
语言好象也有类似的情况。
1958年钢铁放卫星，粮食放卫星，你放一颗，我就放两颗，他再放三颗。语言也跟着加码，有了豪言和壮语。
1958年9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诗，讴歌安徽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：“刚见早稻三万六/又传中稻四万三/繁昌不愧是繁昌/紧紧追赶麻城县。”9月9日《人民日报》又发表这位科学院院长兼诗人的《笔和现实》一文，文章要求将诗更改为：“麻城中稻五万二/超过繁昌四万三/长江后浪推前浪/惊人产量次第传。”郭院长惊叹：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。
果然，几天以后，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525斤。同日，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。
郭诗人和其他大大小小的“诗人”，把语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剂量弄的过大了一些，搞的后来乡下就死了一些人。不是吗啡过量，而是卡路里不够量。
语言的瘾到了林彪，就到了顶峰。他先用了一个“最”字，一步到位，到了最高级。后来不过瘾，加剂量：“最最”，把语言学家的眼镜吓得跌了下来。林彪他一个人讲得舒服了，别的人就倒了霉。因为语言的剂量也是不能随便减的，只能加∪如有人用了两个“最”，别人就不敢少用一个“最”，以免被别人说成不忠。果然，后来没多久，我就看见“最最最最”的巨幅标语。这时候语言学家已经没有眼镜可跌――他因为不忠而进了牛棚，眼镜早已在“坐飞机”的时候掉到地下，被人“踏上一只脚”，踩烂了。好在“文革”很快就结束了，不然真不知道要加到几个“最”。不过加不加，反正都已经是世界之最了。
我们的语言戒掉了林彪的瘾以后，开始好好说话。但可能有一些人脑子里根本的东西没有变，心瘾难戒。没过多久，在经济领域、思想文化领域和其它一些领域，有人又犯起瘾来。
我买了一瓶汽水，上面写着：“不含防腐剂。”过了不久，我又买了一瓶，上面写着：“绝不含防腐剂。”于是我猜想先前那种不带“绝”字的可能有防腐剂。
前几天看见一幢大楼，身披巨幅标语：“真正宽频，超值享受。”我立刻怀疑号称宽频，可能到头来还是用电话线上网。走了没多远，又见一幢大厦，赫然大字是：“铁定八月入妆，让人想到别的楼盘没铁定的入住时间，可能有诈。我家楼下有个面包屋，面包纸上总是印着：“绝对当天生产。”说明很多写了“当天生产”的面包，不绝对。当然，也可能恰恰是这个店的面包不绝对。那么，我信谁的呢？
瓶装饮用水更好玩，先是“矿泉水”，然后是“天然矿泉水”，后来是“优质天然矿泉水”，最近我看到“珍贵优质天然矿泉水”，相信不久就会有“极品优质天然矿泉水”。这样的剂量已经不太合理了吧？搞到最后，所有的水我都不敢喝。
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某些日常生活中的比学赶超，我在这里没篇幅说了，反正一些文艺评论一篇比一篇剂量大，让一些人看了产生欣快感，而让另一些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一些思想理论文章，一些大会小会的发言和表态，调子一篇比一篇高，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，你积极我比你还积极，剂量轮番加，让人闹不清谁最革命、最积极，就像闹不清谁的面包是当天生产的一样。
一种语言要是离开吹嘘、标榜、上纲、赌咒发誓、捶胸顿足，就无法正稠达意思，那正常的人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，以及该怎么做人了。
我上学时有一门课叫《语言学概论》，一上来就学革命导师斯大林的《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》。革命导师的话我至今也没忘掉：“语言是思维的外壳。”所以，我愿意按导师的理论做一个推导：上述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。或者，没办法，也加一个“绝”字，当然只加一个：
绝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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